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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,瑞士漢學家勝雅律體悟到計謀使用的巧妙,以此參透萬物表象,處處皆機會,世事皆智謀。

文/江佩蓉

「三十六計走為上策。」這樣一句耳熟能詳的話,卻讓三十年前隻身在台灣的瑞士留學生勝雅律(Harro Von Senger),飛過大半個地球,花了一萬個日子鑽研。

勝雅律是法律學者,早在一九八八年,他就以德文完成了西方社會第一本與「三十六計」有關的書籍《智謀》(Strategeme),被翻譯為十二國語言。前德國總理柯爾(Helmut Kohl)讀過《智謀》後,還曾親筆致信勝雅律,指透過他對計謀的分析,確實能更深入地觀察人們的行動。

最近,勝雅律進一步以《三十六計的管理智慧》,詮釋三十六計和現代管理的關係。在華人圈,談三十六計和商場管理並不是新鮮事。過去十五年來,華文圈八十本和三十六計有關的書籍,就有五十餘本是在談三十六計和企業管理。但勝雅律一直是其中僅見的西方面孔。

「即使是中國人,幾乎沒有人能像勝雅律一樣,把三十六計研究成一門學問。」曾與勝雅律有過師生緣分的台大法律系教授馬漢寶表示。

文革時期親身體驗 「順手牽羊」學習思考方式

更特別的是,真正吸引勝雅律鑽研三十六計,竟是中國大陸文革。一九七五年,文革後期,勝雅律獲得瑞士公派獎學金到北大歷史系就讀,他更身歷其境體驗到,在中國社會裡,「計謀」比法律還好用。

在北京期間,為了學習中文,勝雅律每天到北大的牆上抄下大字報,但是,卻有一圈又一圈的人牆圍著他,數十雙眼神盯著他的背影,不斷問著:「你抄這些是想做什麼?是不是有什麼陰謀?」

「感覺自己很像是活在一部推理小說裡,每天被懷疑是不是特務。」勝雅律原本信仰的法律體系,在這裡完全行不通。他問人民公社裡的幹部對法律的看法,卻換來一陣哄堂大笑,「法律概念在這裡沒有用!」

勝雅律因而開始注意《人民日報》與《紅旗雜誌》上所刊載的文章。他發現,從鄧小平到周恩來,「沒有人是因為犯『法』被定罪,被判刑的理由往往和計謀行使相關。」他回憶當時用來批鬥的罪名,都不是法律名詞,而是計謀的行使。例如,鄧小平引用馬列主義的名稱,卻刻意地隱去其中關於階級鬥爭的精華,用的就是「偷樑換柱」計。

文革期間在中國,讓勝雅律真正認知,中國社會中,計謀的使用更勝於法律概念,唯有學習中國人計謀思考的方式,才能與中國人互動。

用三十六計來看兩岸企業,勝雅律也有和一般人完全不同的觀察。例如,勝雅律認為,台灣的台塑集團能有今日規模,關鍵在於王永慶衝破日商「關門捉賊」策略。

一九五○年代,王永慶建立台灣第一間塑膠原料製造工廠,每月產能一百噸,但銷售量只有產量的五分之一。當時,王永慶想要透過削價競爭殺進國外市場,卻因運費成本過高而不敵日商的包圍和競價,坐困愁城。

為了擺脫此困境,王永慶建立下游工廠,把原料賣給自己,進行塑膠製品銷售,建立上、下游垂直整合的模式,終於突破日商重圍,找到一線生機。

勝雅律觀察,因為計謀掌握與使用的能力,讓這些市場參與者獲得優勢,因為這份古老的中國智慧,讓這些企業能不落俗套地思考。對既定規則產生懷疑,並且創造產生出自己的新優勢。

他同時以大陸的華為(Huawei)科技為例,以較簡單、價格便宜對手百分之四十的路由器(routers)搶進市場,在兩年間將市占率由三‧八%提升至八‧二%,這便是「順手牽羊」。

雖然「順手牽羊」在國語是負面詞彙,在勝雅律的詮釋中,「羊」卻代表機會,「順手牽羊」,是一種掌握先機的策略。他認為,這也是中國企業的長處,善於尋找市場龍頭不感興趣的領域,乘勢成長茁壯。

系統分析重新歸類 「反客為主」創造破計策略

勝雅律認為,所謂的「計」,是一種出奇制勝的「策略」,是一種機智而令人意外的解決問題的方式。而計謀,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全觀式思考方式,這種觀察方法可以讓人以更銳利的方式來看世界。

「三十六計的計名,提供一套懷疑的方向。」他強調,這樣的方式將能給予西方管理者觀察計謀使用的資源,並且創造出識破計謀的策略。「計謀學」有兩個層次:積極的使用,可以出奇制勝,找到新的利基。消極的防範,可以警惕管理者,做到「防人之心不可無」。

由於中國人從小便受到「計謀」的教育,因此在事物觀察與計謀行使上駕輕就熟,但是這種思維在西方卻未曾被有系統的理解與教授。

因此,勝雅律將三十六計條目重新歸類,依照策略使用的情境重新區分為掩飾計(如「瞞天過海」)、佯裝計(如「無中生有」)、揭發計(如「打草驚蛇」)、乘機計(如「以逸待勞」)與逃避計(如「金蟬脫殼」)五種。

勝雅律認為,對西方管理者而言,研究三十六計,深入瞭解計謀學之後,將可以事先識察到計謀的存在,並且預先想出突破的策略。「懂得計謀分析,才能夠避免「計盲」,上了當還不自知,這樣的分析智慧對於管理者在制訂策略上是相當重要的。

「他比中國人還重視中國的傳統!」輔大副校長胡僑榮說。勝雅律則強調:「三十六計大大地豐富了我的生活。」即使自己出版的法學研究書籍比計謀學更多,但卻是計謀學的研究讓他站上世界舞台,以漢學家身分活躍著。提到漢學兩個字,他仍一如十九歲那年,在父執輩家中第一次與中文遭遇時,眼中閃耀著求知的光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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