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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台銘花了三百億元買下國碁,又第一時間搶進建漢,搶在產業下一波變化前,快速建立垂直整合,「效率」,讓郭台銘對產業發揮巨大影響。
如果真要我回憶,採訪郭台銘所學到的一課,我會說,就是「效率」。這個「效率」,讓郭台銘對產業發揮了巨大的影響,讓對手的恐懼變成真實。
什麼叫做效率?《紐約時報》專欄作家佛里曼(Thomas L. Friedman)曾提出所謂的「戴爾衝突防制理論(Dell theory)」:只要是處於全球供應鏈之中的國家,永不會走向戰爭。背後意涵了利益交換與快速溝通,讓衝突的危機降至最低,讓效率(Efficiency)變成某種效果(Effect)。
這項理論雖然還有待中美關係驗證,不過整整十年前,郭台銘深入美國休士頓與中國深圳,幫康柏電腦機殼廠,拉起了一條快速的全球供應鏈,把製造放在最有成本效率的地方,他對於自己在供應鏈上的位置思考得相當清楚,這是尋找效率的第一個來源,否則他不會花了三百億元買下國碁,或用三億七千萬元在第一時間內搶進建漢,拉垂直整合,又瞄準散熱模組到被動元件,搶在產業下一個變化前,讓供應鏈持續保持彈性。
近距離觀察郭台銘的潛意識小動作很有趣,有時他講到興奮處也會抖腳,甚至把小腿弓在座椅上,記得有一次訪談過程中,祕書端來了一杯熱茶,放在桌沿的位置,只見他不經意地將茶杯往內移,放在靠近中間的位置,以免一不小心被手肘碰撞溢出。
他對自己的位置很清楚,而且高度敏感,把管理大師麥克波特的「價值供應鏈」理論發揮得淋漓盡致;零時差的跨國界運作,將製造業的世界「變平」了,讓鴻海大軍可以馳騁推進,在這個變「平」的世界中,也讓未來的企業有很長一段時間,要忍受沒有天險可守的商業競爭環境。
世界是「平」的,那一年在捷克布拉格機場,隨行採訪他的記者不但不用排隊檢查行李護照,而且還在貴賓休息室裡享用歐洲茶點,那時依偎在郭台銘夫人林淑如女士身旁的郭曉玲,手上還拿著一本歐洲旅遊指南,準備順道安排全家的歐洲假期。
他的旅程就是不斷延伸的供應鏈,從製造、財務,甚至家庭旅遊,都充滿了「效率」。二○○○年的那一次鴻海股東會,郭台銘從早上八點半準時上台,一直到下午四點所有記者都漸漸散去,郭台銘還繼續問記者:「你們還有問題嗎?」記者和受訪者之間本來就有攻有守,端看記者準備了多少的問題,來攻破心防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郭台銘一直很「透明」,等著別人來問,有時他還會喜孜孜地說,「不錯喲!這個記者有做功課!」
雖然他的回答並不讓人滿意,但是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一個「生意人」的位置,「教育」讀者並不是他的本業,也難怪他會毫不留情,在媒體上談論信任。他很清楚自己善盡的義務,二○○三年的臨時股東會上他充分表達他的媒體好惡,一度提案要求只有擁有股條的股東才能進場;和《工商時報》記者演出「大鯨魚對小蝦米」時,他宴請主要媒體高層討論解決之道,從「生意人」的角度看他,絕對會覺得他很可愛,因為生意人本來就尋求每一分錢的效益、尋求門當戶對、昨天的敵人就是今天的朋友,昨天的朋友以今天供應鏈的位置思考,一點都不做作。
回顧這種效率的訓練,不管是來自於清楚的定位、來自於努力不懈,還是要歸功於八○年代的台灣。那是台灣戰後三十年的創業家樂園,台灣做為韓戰、越戰的主要戰時補給供應鏈之一,基本上郭台銘是屬於「八○年代」的意識形態:強權冷戰、生存與信仰重新選邊站的時代,那是一個沒有後路的求生存時代。
所以當世界是「平」的時候,他也停不下來,看到他頭上的白髮就知道了,那怕只有孤獨足以和他匹配,他比別人容易贏,因為有效率支持,五十歲那年的郭台銘,彷彿發現了企業高成長的祕方,未來,他會成為投資銀行家,大概一直到二○二○年以前,未來的財富有可能比現在再大十倍,因為,他的帝國以每一分鐘、每一秒鐘計算。
他要賭的,是未來的世界還是這麼有「效率」嗎?千年前歐洲科學家就發出疑問,如果世界是平的,為什麼星星的位置不同?為什麼先看見船桅再看見船身?畢竟,他已不是五十歲的郭台銘,那一年,郭台銘他驍勇善戰,看見了極遠處的商機,正為了三年後攻破諾基亞和蘋果電腦的客戶而戰,那時世界在他眼中絕對是「平」的,從這個角度來看,五十歲那一年的郭台銘,才是真正的郭台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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